来自 英雄人物 2019-05-11 01:39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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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反围剿:绥远抗战:英勇抗战 为中华民族争

  绥远位于中国北部,是日本扩张侵略野心,征服中国乃至称霸世界努力争取的战略要地之一。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满军侵占中国察北6县。与此同时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军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伪军大批军需品,令附敌的蒙族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伪蒙古军第七师驻百灵庙,并抽调伪满骑兵5000人由热河东部开驻察北多伦、平定堡地区,企图集中兵力侵占绥远。

  6月,日本派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访问”绥远。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在省政府接见坂垣。坂垣征四郎要傅“改善”日、华关系,并表示日本将给予全力支持。傅作义正告坂垣说: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的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割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坂垣的离间阴谋未能得逞,第二天只得扫兴而去。

  8月7日,伪蒙军李守信部约2万人进犯绥东陶林。8月10日,日军由热河开抵张北。8月14日,致电傅作义,指出:“迩者李信卓什海(卓什海即卓特马札普,当时任伪蒙古军副司令—引者)向绥远进迫,德王帝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他还指出:“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联魏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希望能互派代表,速定抗日救亡大计。傅作义得此信后,益加坚定了抗日救亡的决心。8月15日,伪军进犯集宁,遭到傅作义部的坚决反击。

  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会议由日本关东军派遣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主持,参加人员有: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王英以及卓古海、张海鹏等。会议于11月7日闭幕,决定以王英、李守信两部为主力进犯绥远。会后关东军派出飞机多架集结于张北及商都机场,每天飞到绥东及武川一带,进行侦察活动。敌伪总兵力号称4万。傅作义得知上述情况后,决心奋起抗击侵略者。他对各界人士发表谈话指出: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李守信,匪首王英等,既已决心背叛祖国,甘心出卖国家民族,认贼作父,妄图进犯绥蒙边疆,我们自应不计任何牺牲,坚决进行反击。我们一定要作好一切准备,为完成抗战救国的伟大任务而奋斗。11月8日晚,傅作义在总部会议室召开营长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商讨抗战对策。确定绥东红格尔图方面的作战,由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负责,进击绥北之敌的任务,由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负责。

  11月12日,日本侵略者命令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领石玉山、杨守城两个骑兵旅及金甲三步兵旅和两个炮兵连等部,向红格尔图进犯。日军还派出飞机3架轰炸红格尔图守军阵地,掩护伪军进攻。

  红格尔图是绥远省陶林县北面160里的一个不大的村镇,居民约百余户,是绥北的门户,具有重要军事价值。防守红格尔图的中国军队,仅有一个步兵连、两个骑兵连,另有当地自卫队百余名。11月13日夜,敌伪先头部队同守军发生前哨战斗,被守军击退。14日上午8时,日伪军千余名,在日飞机大炮掩护下猛烈进攻。守军奋勇抵抗,战至下午5时,将敌击退。15日晨6时,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亲自指挥李守信的伪骑兵第二师尹宝山部,王英的石玉山、杨守诚两骑兵旅、金甲三步兵旅共5000余兵力,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守军阵地轮番轰炸,猛烈攻击,先后冲锋达7次之多,战至下午6时,又被守军击退。这一天守军英勇抗击,军民戮力同心,战斗情绪极为高涨。当地群众帮助守军修工事,抬伤兵,运子弹,送水送饭,激励士气。15日晚,中方骑兵第二团两个连星夜驰往增援,守军士气更为高昂。16日至18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守军阵地坚固,官兵抱着誓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个个英勇奋发,越战越强,不时跳出战壕,同敌军拼杀。日伪军死者遗尸遍地,生者狼狈逃窜。

  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傅作义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令董其武率部突袭日伪军。19日晨2时,董指挥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及炮兵营等部,围歼日伪军。敌仓促应战,激战至拂晓,狼狈溃退。红格尔图战役自11月13日开始至19日结束,战斗7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摧毁了田中隆吉和王英的指挥所,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王英连自己乘坐的马车也未及带走。

  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为尔后收复百有的材料认为,红格尔图作战时前线总指挥为彭毓斌,董其武为副总指挥;百灵庙作战时前线总指挥为孙长胜,孙兰峰为副总指挥。灵庙之战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深恐中国军队捣毁其伪政权,除派王英部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外,并令伪蒙军第七师在百灵庙构筑工事,积极备战。决定再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任指导官。另外,还拟抽调伪满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往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绥北。

  百灵庙是绥远省乌兰察布盟草原上的一个有名的太庙,在绥远省会归绥城西北340余华里,地势险要,建筑宏伟,四周群山环绕,两旁各有小河一条(一为女儿河,一为百灵河),南通归绥、包头,东连察哈尔,西达宁夏,西北沿草地可抵新疆,北与外蒙接壤。百里之内,都是一片起伏不平的旷野草原地带,人烟稀少,无水可吃,唯独这个庙上有水,所以这里便成为绥远北部的宗教、经济与交通中心。庙内经常有五六百人,庙东是商业区。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投靠日本侵略军后,即企图以百灵庙为其在绥远北部的根据地。

  日军在这里驻有特务机关长胜岛领导下的军事人员。他们把百灵庙这个地方作为进攻绥远的基地,运来大批粮秣弹药。伪蒙军李守信部骑兵约3000人,在周围山上筑有工事。

  傅作义得知敌人的企图后,决定在敌伪发动进攻前,以远距离奔袭战术,先发制人,出敌不意,将百灵庙收复,以毁其巢穴,破坏其狂妄计划,保卫国土。傅在归绥新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集中3个骑兵团、3个步兵团及炮兵、装甲车分队一部,由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分别任前敌正副总指挥,进行收复百灵庙的战役。会后,各参战部队即向百灵庙以南35公里的二分子镇附近集结。11月23日夜,各部队官兵斗志昂扬。冒着零下20度的气温和没膝的积雪,开进至敌军阵地前沿,于24日零时开始攻击。由于部队行动秘密,日伪军事前毫无察觉,听见枪声才慌忙进行抵抗。正当进攻部队向纵深突击时,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亲自拔刀督战,并向女儿山阵地增加轻重机枪10余挺,以猛烈火力阻止突击部队前进。前敌总指挥部为争取拂晓前歼灭该部敌军,避免天明后敌地面和空中增援赶到,即令山炮营向前推进,集中火力摧毁女儿山敌机枪阵地,装甲车掩护步兵攻击前进。不料正行进中,最前面的装甲车兵驾驶兵被敌弹击中身亡,第二辆装甲车被敌用手榴弹炸毁,驾驶兵受伤,这个受伤的驾驶员,冒弹爬进第一辆装甲车,开足马力向敌猛冲。继而攻击部队6辆满载步兵的汽车也由土山口冲入。敌军不支纷向庙内败退,攻击部队跟踪冲入庙内。敌阵地不久即被摧毁,装甲车及步兵由东南土山口冲入,这时骑兵团亦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并将敌后路切断。此时,伪蒙军官兵20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军指挥官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宝见大势已去,慌忙乘汽车逃窜。攻击部队乘敌混乱,展开分割包围。激战至24日上午,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共毙敌伪300余人,其中日军20余人,伤敌伪600余人,俘敌伪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12月3日,日伪军集中4000余人反攻百灵庙被守军击溃,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敌200余人,并击毙其副司令雷中田。日伪军两次战役失败后,王英部大部分官兵深感跟着匪首王英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汉奸,出卖国家民族,遭到国人的唾弃,毫无出路,故多数都想脱离日伪,回返祖国怀抱,并与我方秘密联系,接洽投诚。金宪章、石玉山两旅,乘中国军队击退日伪反攻之机,于12月8、9两日,先将在该部的日军指导官小滨大校等30余人全部处死,将伪蒙骑兵第七师穆克登宝残部悉数解决,并将该部的枪械、弹药以及一切军用品全部缴获,全部开往指定地点集结,于10日正式通电反正。这两个旅共有步、骑兵10个团,反正后即开往绥北乌兰花一带,整顿改编。

  这时,傅作义决意乘胜收复大庙,彻底肃清大青山以北日伪军一部,因而令骑兵旅经乌兰花向大庙逼近。12月9日,金宪章、石玉山两部反正后,傅作义即下令围攻大庙,残余日伪军部队如惊弓之鸟,稍一接触,即向草地溃退。中国军队除派骑兵一部跟踪追击外,于当日上午10时,收复了日伪进犯百灵庙的根据地大庙。至此,百灵庙战役全部结束。

  12月17日,匪首王英部所属安华亭、王子修两旅长也率部反正,开至兴和县榆树乡一带集结待命。

  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各报纸纷纷刊发号外,人心振奋,万众欢腾,各地人民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内外向绥远前线抗日将士祝贺与慰问的电信,如雪片飞来。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人民团体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到前方慰劳军队。

  绥远抗战初期,凊华、燕京大学代表团在文学院长梅令贻、著名教授朱自清的率领下,前往绥远慰问;明确表示:“以前为内战牺牲之士兵亦不在少数,然后方民众从未慰问过,因为那是无价值的内战;这次则是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民族争人格而战,所以我们前来慰问。”北平的学生们致电政府,为傅作义将军请求嘉奖。清华、燕京等校学生还发起一个“万件皮衣”运动,为绥远抗日将士募捐、缝制寒衣。在上海,35种杂志联合发起了“以一日援绥”的募捐活动。一位东北军官遗孀,捐出家里资财数十万以作援绥抗战款。在山东,孔子的后代、年仅10岁的女孩孔德恭在捐款附言中写道:“吾兄德成已节用捐款,我亦中国一分子也,杀贼无力,保国有心,附国币伍元。”海外侨胞也积极援助绥远抗战。当时吴玉章主办的《救国日报》曾作为旅欧华侨捐款的联络点。11月20日,伦敦华商协会汇来2000元捐款,办理手续的中国银行职员又添加了自己的“一日援绥款”汇至绥远。到12月底,各地汇至绥远的捐款300万元以上,相当于绥远平时一年的军费。处于抗战前线的绥远人民,除了踊跃参军参战外,还积极参加了援军、医院护理工作和募捐活动。全国的妇孺老弱,无不在援绥抗战运动中表现了自己的爱国主义热情。

  就是、国民政府中一些爱国的上层人士,也积极支持和声援绥远抗战。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致电傅作义说:“我兄森然守土之责,督率敌忾之师,迭挫敌锋。”孙科、张继等在救国会的推动下,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在南京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宣告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各省的实力派人物也积极支持绥远抗战。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了抗日援绥第一军团,12月17日通电傅作义“克日誓师北上”。

  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贞还亲自任西安绥靖公署暨十七路军眷属募捐分团主任,三天就募捐到7000元。山西的阎锡山遵照其父命,将87万元遗产捐作援绥抗日战款。西安事变后一度主政的孔祥熙也致电傅作义,称绥战“敌忾同仇,当为天下共见”,并在各方的呼吁下,一再追加绥战军费。在绥远抗战中激发的民族大义,更是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绥东剿匪司令达密苏凌原为德王的至亲好友,但在日伪进犯绥东时,出于“千万不能丢了国家一寸土地”的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感,毅然站到了祖国一边,率部参加了保卫红格尔图战役。共同的抗日要求,既把蒙汉人民的命运联在一起,也把全国人民的命运联在一起。在日商纱厂比较集中的上海与青岛,都因抗议日寇侵绥而爆发了五卅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斗争。此外,当时绥远地区虽然战火纷飞,但有许许多多的青年学生、文化团体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如吕骥、张瑞芳、陈波儿等前来绥远慰问和进行战地宣传。

  11月21日,、朱德在发给傅作义的贺电中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12月1日,中国中央及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同日,、朱德等致书蒋介石,提出“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绥远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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